【钱瑗第二任丈夫杨伟成】钱瑗爱人杨伟成先生近况
钱瑗的爱人杨伟成先生出身名门，其父杨宽麟先生，（Q.L.Young，1891-1971），191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硕士，1932年开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40年土木工程学院主任，1949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结构工程师，1952年到北京兴业公司，设计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平宾馆等著名建筑。
1954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时称北京市设计院）总工程师。负责首都十大国庆工程中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及北京军事博物舘等工程。
杨伟成先生现年83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退休前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是全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他曾发明发明了多分区中央空调和多分区新风机组，填补了空调系统中的空白。作为长子，杨伟成先生近年协助编辑其父杨宽麟的文集，同时任北京优源实力空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北京市舒特建筑制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顾问等职。
钱瑗，别名圆圆，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于1937年五月生于英国牛津。1980年回国。1993年被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1997年三月四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
钱瑗去英国进修的两年，学习非常刻苦，她说，导师指定阅读某一诗歌作品，开始怎么也读不懂，非常着急，于是她找了许多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
钱瑗这个名字，前几年恐怕还不为大众所熟知，最多也只在圈内为人所崇敬。然而，看过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的人，对这个名字一定怀有先验性的亲切感。可以说，是《我们仨》这本书让人们了解了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家庭生活，也让“钱瑗”这个属于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属于“我们的”的永恒的私人记忆或民族记忆。
这本书是在武汉得到的，那时我正在医院陪护要做手术的父亲。傍晚出去散步，在华中科大北门附近的一间小书屋中随意乱翻，满眼差不多都是考试辅导书，很是失望。正想离开之际，却瞥到了一位读者把这部书失望地塞进了书架。我在学校时早就读过《我们仨》了，因此对“钱瑗”的大名可以说是铭记在心。于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一般满意而归。
钱钟书
可以说，在同济医院的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陪护生病的父亲，这本书陪护“生病”的我。书中有很多篇章回忆钱瑗先生面对骨癌时的坦然与忘我的境界，让我反诸于己，内省不已。这本薄薄的书，见证了，或者说抚慰了我人生的一段灰暗时光。
当然，这本书吸引我之处并不是因为书中所记述的相同的人生境遇。这本纪念性的回忆录并不是由杨绛先生一个人写的，而是由钱瑗先生的继子、继女、师长、学生、同事、好友等合著的，是由“我们”写的。
杨绛先生甚至称钱瑗为她“平生惟一杰作”
在《我们仨》中，小名“圆圆”的钱瑗出场不多，但一个为人真诚、治学严谨、孝顺谦和、富有情趣的形象已经浮现在众人眼前，但杨绛的落笔点更多在于一家三口的亲情。据说很多读者读了这书后给出版社或杨先生写信，要求了解钱瑗更多的事情，于是，才有了这本书。像《我们仨》一样，书中收有大量的钱瑗照片，每幅照片都有杨绛先生亲笔写下的说明文字，杨绛先生甚至称钱瑗为她“平生惟一杰作”。
钱瑗夫婿
除了对钱瑗先生生平的补记外，这本书还对她的婚姻生活作了澄清。因为《我们仨》中没有提及钱瑗夫婿，引发读者诸多猜测，而网络报章也有一些文章谈及其婚姻，但因各种原因有诸多不尽不实之处。《我们的钱瑗》中杨绛先生和钱瑗前夫王德一生前同窗好友分别撰文讲述钱瑗这段婚姻始末，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一段温暖而又辛酸的经历。另外，钱瑗的继子继女也在书中撰写回忆钱瑗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的家庭生活。
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浓笔重彩之处，写的都是平常人的“家常话”，但是读起来却让人备觉温馨平和。有的很细小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按有人居然能把一些很细小的原则坚持了一生，让你不由然生发敬佩之情。钱瑗先生的魅力当然在于其人格，在于其人格所蕴含的情操和学问。
显然，钱瑗的学问自然比不上其父母，如果说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魅力在于“立言”的话，钱瑗先生的魅力则在于“立功”、“立德”，于是立功立德者往往由他人代之立言，流传后世。如杨绛先生所言：“她既然只要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
一个人的价值能被大众所承认，当然好。但是真正有胸襟得人其实只在于能否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带来幸福。如果能让你身边的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永远记得你，把你内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那这个人就可算是“不朽”了。这种人必须有宗教情怀才能为之，有大悲悯，才能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树为一个坐标，渡人救世。
借用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选的苏东坡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不能进入他人记忆的人的生活，是失败的。“我”必须成为身边的“我们”的有机分子，成为“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才能成其为“我”。
另外，从这本书到《我们仨》，到钱、杨两位先生的家庭与学问，乃上至于他们的家族史，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思考切入点都是很多的。
其一是所谓“最后的贵族的消逝”。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曾以“最后的贵族”为题来回忆康南海的女儿康同璧的晚年生活，然而由于对康氏“奢华”生活着墨过多，许多人对“最后的贵族”一说颇有非议。但有一点可以得到共鸣的是，有一种很珍贵的、很文化的、很民族的东西确实消逝了，离我们远去了。
我们只能在前人的“故事”中，在人们的追忆里，才能触摸、体味到那种我们似懂非懂的世事人情和文化脉搏。
钱氏的家庭命运或者说家族史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缩影，是传统书香门第的百年变迁的一个标本，是传统人伦情怀的一块化石。从这个家庭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中国式生活，有学问、有教养、有趣味、有追求；这个家庭里，永远没有像近现代家庭中出现的把“革命话语”内化为家庭话语的情况。
其二是辜鸿铭先生所谓的“中国人的精神”问题。这个打算以后专文论述一下。有兴趣的可找到辜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来看一下，你一定会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