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距今已过去十五年，在这过去的十五年里，从欧美到亚非拉，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加强反恐措施，从“布什主义”的全球反恐联盟到边境、口岸及本土安保的加强，从主动出击到严防死守，投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众多鲜血和生命;在这过去的十五年里，各国民众为策安全，也不得不放弃了许多业已习惯且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便利，不得不忍受某些难以忍受的东西，比如“爱国者法案”之类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如机场、车站、码头、地铁等公共场合安保层层加码式的加强，等等等等。
人们曾经认为，在付出如此大代价、牺牲后，“9.11”这一页终究可以被翻过，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在攻守兼备、有形无形战场同时开弓和全球拉网下将最终被消灭殆尽，“文明社会”将在忍受一段时间不便后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方便。年复一年，当“维基泄密”把美国情报部门针对外国、甚至本国公民的种种监控行径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联合反恐行动”不断吞噬着欧美各国的资金、生命，当“关塔那摩监狱”等争议性话题不断考验人们的道德标尺……许多人仍一面困惑、质疑，一面用“这是为了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来自我安慰。
曾几何时，人们似乎看到了这种安慰的合理性：“9.11”十周年之际，一手制造“9.11”事件的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海豹”突击队击杀，曾任美军驻阿富汗司令、时任中情局长的彼得雷乌斯宣称，击毙拉登意味着“基地”组织的“战略性瓦解”，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欢呼，美国已获得10年反恐的“最伟大胜利”;在第一次选战中及当选之初，奥巴马曾严厉抨击“布什主义”，并承诺一旦当选，将在伊拉克、阿富汗“让孩子们回家”，尽管一波三折，但他的承诺终究还是实现了。美国人一度还为自“9.11”后，美国本土始终未发生成功实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而自豪——尽管同一时期在欧洲发生了西班牙2004年“3.11”连环火车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7.7”地铁/公交连环爆炸案等重大暴恐事件。
但随着“阿拉伯之春”迅速蜕变成“阿拉伯之秋”，随着曾被一厢情愿认为“已成功改造”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也门等地治安形势变得更加糜烂，随着“伊斯兰国”等新一代原教旨国际恐怖组织的异军突起，随着各种新型暴恐形式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随着“查理周刊事件”、“布鲁塞尔爆炸案”、“巴黎11.13系列暴恐”和“尼斯7.14血案”等一系列骇人听闻、深入欧洲腹地恶性暴恐案的接连发生，随着2009年胡德堡军营戕害战友案、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12.2”加州圣迭戈枪击案和“6.12”奥兰多LGBT夜总会恐怖袭击案等一系列美国本土暴恐袭击案的惊爆，欧美“新旧世界”的人们沮丧地发现，尽管付出和牺牲了这么多，但这个世界并未变得更安全，相反，恐怖的威胁仿佛像中国古代传说中那位名医扁鹊对蔡桓公的“临床诊断”，从“疾在腠理”变成了“疾在腹心”。
不是么？在“9.11”时代，人们至少知道暴恐威胁在何处，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可如今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改变：网络时代的恐怖渗透不再需要如“9.11”时基地组织那样，将大量专业恐怖分子派遣进入，并进行长期训练和周密准备，如“死亡教士”奥拉基或“伊斯兰国”网络平台账号那样的“远程点对点洗脑”可以在彼此不见面情况下培养出一个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本土恐怖“独狼”，这些人可能是非法移民，也可能是合法移民和难民，是如“查理周刊”或加拿大国会山庄袭击案凶手那样的移民/难民二代，甚至可能是和移民、难民、原教旨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清白子弟”（8月10日刚刚在策划恐怖爆炸案过程中被加拿大警方击毙的亚伦。德里维，就是个出生在加拿大本土基督教家庭的白人），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不再是重要军政目标或和世贸大厦那样的“地标”，而往往是普通民用设施、民宅和普通和平居民，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不再“专业”——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器，是用电饭锅改造的土炸弹，而尼斯血案的“凶器”则索性是一辆在当地司空见惯的普通货柜车。
十五年前人们曾经相信，“非盟友即敌人”的布什主义可以消灭恐怖威胁，这个希望破灭了，不过奥巴马随即说服人们相信，他的“新措施”会更有效、更少代价，然而这也随即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奥巴马主义”消灭了拉登却并未消灭“基地”，更滋生和纵容放任了“伊斯兰国”的兴起，奥巴马-希拉里精心扶植的“阿拉伯之春”让美国重又陷入反恐泥淖，却连布什时代的“霹雳手段”都不再那么看似凌厉。“难民门”的突然发酵和迅速失控，让整个欧洲陷入不安、恐慌，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脱欧”的导火索，而“政治正确”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欧洲各国强化反恐手段的手脚。“老欧洲”不安地发现，如果说当年布什主义的问题在于“药不对症”，那么“奥巴马主义”甚至连药也不打算开——为避免昔日政治“成果”的破产，为避免对自己“战略重心转移”产生掣肘，这位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在“真枪实弹”投入反恐方面总是显得犹豫不决、吞吞吐吐。
令人不安的不仅是现实，更是前景：欧洲尽管一再遭到恶性暴恐打击，但囿于政治现实，仍很难达成协调一致，“拒难民于国门之外”不仅“政治不正确”，事实上也于事无补（近期大多数欧洲境内暴恐袭击的实施者都是早已拥有欧盟各国国籍的第一代或第二代中东裔，而非“新难民”）;至于美国，奥巴马之后的总统不是希拉里就是特朗普，前者一手“搞砸”了“阿拉伯之春”，并被普遍认为对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之死负有责任，而后者“在美墨边境筑一道长城”之类的“反恐安保措施”，难道真有人觉得现实或者有效？
十五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国际社会成员都在高喊“反恐”，却总是“各反各恐”：以叙利亚为例，美国的“恐”是“伊斯兰国”和支持巴沙尔当局的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其盟友，土耳其的“恐”则是美国的盟友叙利亚库尔德人，俄罗斯的“恐”是包括“自由军”在内一切危及其在叙军事基地存在的派系，而巴沙尔当局的“恐”则是所有想把巴沙尔赶下台的人和武装……如此“反恐”会反成怎样，不问可知。
在“9.11”十周年时，人们曾因拉登的死和伊拉克、阿富汗局势的暂时缓和而欢呼，认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了”，如今五年过去，大多数人的观感恐正好相反。其实更安全或更不安全，恐怕都不过是一种错觉，或一隅之见，极端恐怖势力的根源和温床一如十五年前那样存在，无法对“文明社会”构成致命威胁，却足以成为令社会成员人人自危、令各国从政府到民间不断付出沉重代价和成本的腹心之患。只要国际社会一天不能改变这种源自根本战略利益冲突、分歧的“各反各恐”现状，即便“伊斯兰国”步拉登后尘，这个世界也很难变得比“9.11”时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