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机被警察控制，路人很难想象这个眼袋下垂的老人会是长沙市年龄最大的扒手——从19岁离家出走，盗窃生涯跨越了60年。
“如果生活没法保障，我可能还会（偷）。”对陈振杰来说，那就像跟随至今的烟瘾，“改不掉了”。把偷看成一种职业，陈振杰大多数时间里独来独往，没有多高超的技巧，也从来不用镊子、刀片。偷了一辈子，没攒下1分钱，因为肺结核病在街头呕血，他连160元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无妻无子，无家可归，虽然警方对他监视居住，但陈振杰的晚年早已陷入困境。
此时，控制他的公安，报道他的媒体，救助他的民政部门，都成了这个“老偷儿”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医院里，陈振杰大喊着，“我不想死在大街上。”
那是在今年3月19日的长沙市太平老街，老人紧跟在一个白衣女子身后。这是条特色古街，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门前，排了长长的队。老人也在人群中，右手拿着一把雨伞。白衣女子往前走一步，老人就跟着挪一步，上半身几乎与女子紧贴。“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可能？”张鹏知道，这种动作符合扒手的一贯特征。
女子快走进检票闸机时，老人一步踏上台阶，用伞挡住了女子的右侧衣兜，一同挡住的还有他的手。随后从伞下掏出一部手机，迅速塞进自己兜里。“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从警10年，张鹏在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工作期间，抓过几百名扒手，帽檐没遮住的那圈花白头发，让他一眼就能记住这个老人。
抓捕过程一点都不费力。3月25日傍晚，还是太平老街附近，老人还在四处张望。张鹏和两名同事悄悄围上前，“你是不偷过别人手机？”以前抓过的扒手大多会抵赖、反抗、逃跑，但眼前的老人一句没辩解，点了点头就跟他们走了，甚至都没用上手铐。老人也跑不动了。他身份证1938年的出生日期让张鹏感慨，自己父亲不过60岁，“他都快是我爷爷辈的人了。”
最近一次被抓，陈振杰说他根本没想跑，也跑不动了。和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证据。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没愧，也不后悔。”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只是把偷窃当成了职业，“不偷没得活。”
自述里，60年中，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加起来有13年。其余的都记不清了。媒体的报道显示，他先后被劳改、劳教了8次。
回望这么多年，陈振杰的偷窃生涯和这个社会，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兜里都没钱，他偷得最多的是粮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风光”的时代，改革开放了，每人兜里都有了钞票，对小偷还没那么多防范，“那时风气好，可能大家眼里没那么多小偷”；2000年之后，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卡和存折里，防范心理也强了，陈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车站里寻找目标，甚至扒着火车一路偷过去，岳阳、杭州、嘉兴、武昌——穷家富路，他知道什么场所人们揣的钱多；2010年左右，火车票推行实名制，年过七旬的他连火车站也不好进了，只好转向公交车站和商场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