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2月《小武》在德国首映获得好评。贾樟柯开始筹备《站台》，上影厂希望合作，1999年1月13日，上影厂收到了电影局关于贾樟柯在内几位导演拍片的禁令。北影副厂长史东明和田壮壮导演特别想帮贾樟柯与电影局沟通，如果办成就让田壮壮当监制，但最后还是没通过。贾樟柯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两位：“他们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让我感到温暖，田壮壮当时看过我的剧本后大致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贾，有一种电影是为拍电影而写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后来他一直推动着我的工作，但仍然没成功。”一个月后，直到1999年11月《站台》开拍时创作生出的兴奋感仍不能让他完全平复，“我当时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傻吧。”“《站台》在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反响出乎我的想像，这又是我最失落的时候。”在国外越受肯定，贾樟柯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与国内观众见面。
2003年10月，贾樟柯打电话给上影厂透露自己的新计划是拍《世界》。但那时没有看到解禁令，谈什么都不太现实。2003年新一届政府班子形成之后，电影局领导的思路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他们开始注意到这批在国际上有相当高评价的导演却只能默默在地下工作的现象。贾樟柯、王小帅便是当务之急。2003年12月，电影局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向他们公布电影改革的政策信息，并同时征求他们的看法。贾樟柯今天回忆起来都激动不已：“这种直接的交流是从张元拍《妈妈》以来、十几年来的第一次。”由于会议时间有限，导演们并没机会交流，所以事后七位电影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电影局领导，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体制改革建议，但电影局并未马上给予答复。媒体曝光此事，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当时电影局改革的决心很强，我们写的信是温和的，是一些来不及发表的意见，主要是建议，对这个我们并不担心，惟一担心的是媒体把标题写成‘上书’容易使刚建立起来的交流夭折。”
2003年11月，电影局新任局长童刚专门找贾樟柯、王小帅等少数几位年轻导演谈话，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希望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半个月后，立项批下来了。上影厂吃了半颗定心丸，12月底将剧本送到了合拍公司，等候剧本审查。上影集团新任总裁任仲伦给了贾樟柯很大的鼓励：“我们请你来拍片，不是为了改变你。”这时电影局并未下发明确的解禁令，但周围传来的消息都是贾樟柯很快就会解禁。因此上影厂领导对此变得不太担心，反而是贾樟柯本人因为受了多年的管制后不太容易乐观起来。2004年1月8日，各大电影厂都收到了电影局一号令，贾樟柯正式解禁了。《世界》剧本很快审查通过，“没有必须的修改意见，只是建议。有的我采纳了。”以前大家对贾樟柯不够明亮的主题的担心亦彻底放下来。有人认为，《世界》因本身的拍摄命运不同，主题也显得积极了很多。贾樟柯却从始至终否认这种说法：“通不通过，我的东西都不会变。我不会因为通不过就极端，通过就不极端。”1月12日，离下达贾樟柯禁令的日子整整五年。贾樟柯选在深圳外景地召开了他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