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
她记得在贵州，女人分为两类：姑娘和嫂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大家都“瞧不上”，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没钱了。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对方说：如果是男孩就借了，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终究是要嫁人的。她在门口听到了，赌气不读了。
连生8个女儿
之前看嫂嫂生孩子的的时候，做姑娘的她吓得发抖——“哪里敢想我以后也会生孩子。”但“敢子”姑娘最后还是在异乡做了“嫂嫂”。遇见邻村小伙王忠魁的那一年，她爸爸一直着急把她嫁出去，急得拿棍子打她。她“赌气一样”，相处一天就答应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就一起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这个男人很矮，穿着一套特别宽松的“套服”，“谁穿都不好看”的那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这是“难得的”。在去厦门的火车上，王忠魁给夏月蝉买了一瓶可乐。那时候，村里人出门都“自己带瓶子灌点车上的凉水”，那是珍贵的饮料。
连生8个女儿
王忠魁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一样，必须要努力干活”。他偏爱夜班，赚得能比白天100多元。15年来，他过年只回过一次家——春节期间的活工钱更高。即使如此，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一桶3升的菜籽油可以吃3个月。一天买1元钱的豆芽。盐巴放一点点，有点咸味就可以了。
15年来，夏月蝉没买过新衣服，全靠邻居救济。王忠魁送了她一个几百元钱的玉镯，她一直舍不得戴。周围的打工者会不时接济这家人，但很少深交。他们有时会抱怨夏月蝉不让女儿和自己的孩子玩。夏月蝉有自己的盘算：孩子一玩会闹矛盾，这样大人也会有矛盾。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矛盾。
在孩子心目中，夏月蝉是个严厉的妈妈。爸爸出事后，两个孩子不愿意上学，“想照顾家里”。夏月蝉心急如焚，她知道读书是跳出这个拥挤出租屋的好途径。但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边哭边骂。夏月蝉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脑子糊涂，记不住事情。她能放在每个女儿身上的精力越来越少。有一次，不到1周岁的老七差点跑丢，她以为只是去了隔壁玩耍。后来很长时间，小姑娘的眼神稍微望向门口，夏月蝉就通电似地从床上坐起，大声呵斥。
夏月蝉觉得对不起她们，“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吃了太多苦”；又埋怨她们不懂事，不体谅自己的辛苦——出租屋里的生活已经比她“当年好多了，能吃饱，有学上”。她没有想过放弃她们。许多人打电话询问领养，被她一一拒绝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她只能期望女儿嫁人，像她一样有自己的“靠山”。“女人，好像有了男朋友，就放心了。”
不过她觉得更靠谱的出路还是拥有“自己的儿子”，属于“靠山”的性别。只是王忠魁的受伤打乱了她的计划。事故发生后，王忠魁的左手被截到只剩下15厘米，“谁能想到15厘米能有这么短呢。”他躺在病床上挥动不存在的手。自他13岁起，那只手就搅动水泥，打磨沙土，垒实厦门市湖里区江头的高楼地基。他看着那里从一片棚户区变成了房价惊人的开发热土。
“滚！”在病床，他对妻子怒吼。夏月蝉知道丈夫只是难受——“他一个男人，养家的能力没有了，不想拖累我。”她求助于媒体，外界的帮助涌了进来。儿童衣物被整袋整袋送来，来不及折叠，只能平铺着。慰问品快要从这个小屋子里溢出去。
但这不是她急需的，丈夫的手术需要钱。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存在问题。
夏月蝉代替了丈夫承担起与外界打交道的角色。10平方米的家从未接待过这么多的访客。最忙的时候，她的电话每隔15分钟就要响起一次。那是一台150元的老式手机，“不容易被孩子摔坏”。她不懂微信和支付宝，“因为觉得那是不正经的男女勾搭的工具”，于是只能给捐助者念一个记在废收据本上的银行账户——那是王忠魁名下的账户。
截肢后的王忠魁还要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恢复手术，夏月蝉不得不一个人撑起这个挤满了孩子的家。“不能生了。都这样了，还怎么生？”手术前一天，两人都对记者说。但有小男孩经过，夫妻俩的目光还是追了过去。王忠魁希望妻子回老家，在那里带孩子。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他已经学会用嘴和鼻子使用手机。他想求求认识的老板，介绍个一只手也能干的工作。而夏月蝉并不想回乡。这次获得捐款的体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对智能手机的陌生。她希望这次丈夫手术好了以后有机会学习。
她想好了，“由不得老公反对不反对”，自己要找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