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
火车上的牌手们一点也不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紧张样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三两两凑着聊天，一个个嗓门洪亮、中气十足。
田瑛拿手机抓拍沿途的风景，绿油油的菜畦夹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发给儿子，欢喜的表情让人想起出门春游的小学生。
十几年来到处参加比赛，习惯了出门远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离。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够了才回家。二十多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一个用老年手机，戴上老花镜，拿起智能手机，照片、微信、朋友圈一个比一个玩得溜。
王桂英常说“贪玩的老人不会老”。
陕西团所有成员合影
2005年，世界麻将组织在北京成立。2007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在四川举行的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竞技麻将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国外也开始举办各类麻将比赛，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因为“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成绩突出，名气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请。西安牌友们也“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他们的口号是“以牌会友，外加旅游”。
西安牌友在国外的比赛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2年中日交流对抗赛亚军，第四届麻将世锦赛团体冠军、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冠军、季军。他们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2013年受邀参加法国麻将邀请赛仅获得团体第四名;2014年，在法国举办的麻将欧锦赛上，他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滑铁卢。这次比赛，他们个人最好成绩第30名，团体最好成绩第37名。
虽有遗憾，她们也没太在意，输赢对她们来说远没有“玩得开心”更重要。万没想到还在返程的路上，网络舆论攻击已经如潮水裹挟了她们。
“丢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不让我二姨去参加比赛。”“跟国足一个水平。”
回国后，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大妈们委屈得直哭：“网友根本不懂竞技麻将的规则就乱骂人”;“怎么能拿我们跟国足比呢？国家花了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足球，我们出来比赛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阎文英看得心寒，“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打麻将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大冷的天，几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那么长时间没见，都想得慌。”
对王桂英们来说，“联谊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他们玩笑、打闹，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只有麻将、旅游和快乐。
田瑛说，她打麻将以来，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她内向忧郁，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她越来越开朗活跃，偶尔还抢着讲话。
她祖籍山东，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带大了一儿一女。
这次去南昌参赛，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国比赛，也全是自费，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田瑛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将大赛
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志愿上，他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着行李卷，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从1966年到1992年，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多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故地重游，“几十年过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南昌的比赛，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一张也不给打。”或者“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
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4天后，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这两天，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
看了这些大妈的经历，小编十分佩服，她们有的已经高龄却不顾身体坚持麻将比赛，可见她们对麻将的热爱。就如同她们自己的想法，不在乎分数，只为活一把自己。
